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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前，深秋，清华园。

北京的风已经开始刮脸，银杏落得像哗啦啦碎金，一踩满脚香。赵嘉穿着深灰色大衣，步子不快，走过理工楼前时下意识低头把围巾往上拢了拢。

法学院研究生二年级，平时也没啥社交，同学都在疯狂connect，她因为落后得太多，已经放弃。除了选修几门实务课程外，课余时间基本泡在图书馆。那阵子她被分派为某门外聘客座教授课的助教，说是中央单位调过来挂一学期，背景清一色写着“政法系统特聘”。

行政通知发下来时连照片都没附，只有一句“周行砚，国务院政务研究办公室特聘”，连职称都省了。

清华园曾是求知的象牙塔，如今却越来越像国家技术理性与权力磨砺的试验田。从这里走出的，不只是科学家，还有治国的工程师。中国的政治系统向来偏爱“算得清、干得快”的技术官僚，他们奉行效率、指标、结构——就像建一座桥，治理国家也是一种逻辑建构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对“政治”本身去魅的过程。

与之相比，西方政坛却往往由律师主导。他们讲求规则的弹性、语言的博弈与法理之间的灰度空间。中国则不同，制度越来越像一种工程学上的系统控制，政策是模块，干部是接口，数据是目标。大学，尤其是像清华这样的工科重镇，已经不再只是教育机构，而是未来治理精英的预制场。

越来越多的清华工科博士投身选调就是证据。

那天是开学第三周的周五，她提前十分钟到了文法楼教室，开投影、贴考勤表、调格式。

九点整，一道笔直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。

西装笔挺，发梢整洁，神情里带着淡淡压迫。他一走进教室，整间屋子安静下来。赵嘉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多打量，视线很快移开。

他没有寒暄，也没有介绍自己，只站在讲台前，嗓音低沉：“大家打开课纲，第一页。”

她站在投影仪边上，目光落在讲义上，动作冷静迅速。板书时他偶尔转头发问，指名时只叫姓，“赵，例二你怎么看？”

她没有迟疑，起身回答逻辑严谨，语速适中。周行砚没有表扬，只是一句话：

“不错。”

赵嘉低头坐下，翻开笔记继续写。

她不知道那一刻，她已在他眼中留下痕迹--那种未经碰触的霜面瓷的气质。

那节课结束后，赵嘉按流程整理出勤名单与讨论摘要，一并上传教务系统。

三天后，她接到一则短信。

“纸质材料，请交至政务三处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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