掏出一把裁纸的小刀,对着我的对手,说:“你个金兀术,再敢朝我逼近一步,我就刺你于马下。”不等我手起刀落,称职的班长已叫来了班主任。自然,我的刀放下了,岳元帅的那般威风早已不翼而飞。我想说什么,不等开口,班主任已严厉地批评我把刀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是严重错误的,要写出书面检讨。我有什么办法,只好照办。又没想到,两天后,我的检讨在学校黑板报上登出来了,与此同时,学校广播站也播了。这下,我成了学校的名人。老师、同学都夸我那检讨真正写出了阶级感情。虽说班主任撤销了我的劳动委员一职,可语文老师委任我当了语文科代表。我有得有失。是得大于失?还是失大于得?我不去管它,也懒得管它。我尝到了写文章的甜头,我要多写。于是,一篇又一篇,登上了黑板报,走进了广播室。语文老师引导我,不仅要多写,还要多读。他领我进阅览室,进图书馆。我就像一头闯进菜园的小牛犊,见什么吃什么,忘乎了一切。渐渐地,我接触了鲁迅,接触了雨果,接触了高尔基,才明白世界上有这么伟大的人物,有这么伟大的事业。我要做这样的人,我要干这样的事业。依稀是一个朗朗的秋日,我悄悄地走进县邮局,又悄悄地将一篇《县城的夜》投进了邮箱。两个月后,我收到了《湖南日报》的回信,文章虽不采用,可话语暖我心窝。于是,我又写,我又投。这一年我十二岁。多么朦胧的年华,多么朦胧的选择。
同学们都去串联,我年纪小,又无盘缠,只好每日躺在床上读《青春之歌》、读《小城春秋》、读《苦菜花》、读《迎春花》,累了,就逛到街上看大字报。夜里,想家,更想到奶奶和母亲正摇动那原始的纺车,吱吱哑哑纺棉线,为我换取生活费。我的枕头湿了一片。我不能白吃干饭。
我回到那养育我的清秀的水湾,白日,和乡亲们一起拌泥巴坨,得一个女劳动力的工分;晚间,读从学校拾来的各类书籍,记大段大段的笔记。忽然,大队建立文艺宣传队,我成了其中的一员,并担当编导的重任。每月一台新节日,都出自我的“大手笔”,父母官满意,乡亲们赞扬,给我记八成劳动力的工分。于是,我又编,我又导。这一年,我十五岁。多么红火的时代,多么红火的行为。
“复课闹革命”,我被推荐上高中,学校组建业余文艺宣传队,我当选为副队长兼编导。两年时间,共写了一百多个节目,演出也有一百多场。我有了瘾,不写,手就痒,不写心就慌。高中毕业,我回乡担任民办教师、大队会计、团支部书记,据官方人士透露,还是作未来的大队党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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