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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了一会儿，我推开亨特，从地上站起来，再一次尝试把他拖上楼去，但很快，还没走到一半，我就彻底放弃了这个计划。随后事情开始重演：我原地把亨特放下，自己上二楼去，只不过这一次是把绳子从房梁上解下来；而他再也不会逃跑了。

我坐在椅子上穿好鞋，把椅子搬回原来的位置，走下楼，开门出去看了一眼，四下无人，于是我拖着亨特回到我自己家，走之前没忘记关上门，用他口袋里的钥匙锁上。

亨特的皮肤仍然柔软，关节也可以活动，只是失去了人的体温。我把他放进后备箱，他的大高个子使小小的后备箱显得很拥挤，我扶着后备箱盖子凝视着他，这恐怕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。亨特维持着一个蜷缩侧卧的姿势，像胎儿在羊水里；生和死本来就许多共通之处。我感到宽慰和满足，哪怕只是这样看着，什么也不做。

良久，我放下后盖，发出一声轻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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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里安见到我的时候露出了很明显的吃惊的表情。他打开后备箱，看看我，又看看里面的亨特。“我见过这个人，”他问，“是你杀了他吗？”

我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是的。”

他的吃惊在片刻后消散了，甚至当着我的面开始走神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在看着很远的某个地方。在他眼前晃了晃手，没得到回应，手足无措地呆站了一会儿，想着等也是等，干脆靠在车上点了支烟。烟燃到一半，他突然回过神来，对我说：“走吧。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我很好奇刚才是怎么回事，但这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知道也没什么好处。既然这样，就不问了。

我们驾车前往医院，经过简短的交接，亨特的尸体被那些陌生的医学生抬走。

我上学的时候也曾上过解剖课，我们手下大多是一些无名弃尸，妓女或者流浪汉；有时还有一些猜不出来路，看相貌衣着，似乎不应当横死街头无人认领的，现在想来，也许就像亨特这样。

我想象到他孤零零躺在手术台上，周围挤满半是恐惧、半是跃跃欲试的学生。他们会谈论他的红发，在练习结束之后，也许就是吃午饭的时候，还会再次提到他，说他：“没什么脂肪，很容易解剖。”然后他会被遗忘，像以往所有用过了的人体那样。

“噢，也许不应该这样做的，”我喃喃地说，“我们……”

西里安把钱平均分成两份，其中一叠放在我手里。

“该走了。”他说。

然后我们返回西里安家，他像上次一样帮我把后备箱擦洗干净，“这样就行了。”他说，盖上后备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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